三年前，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做《帶著愛來中國》的書。編輯在書的「序」中這樣寫道：「這是一本寫於一個世紀前的著作，英國醫生戴德生來到中國，帶來了西方的基督教，在東方大地上，他將東西方文化匯聚了。」
其實，你我都曉得戴德生帶著愛來中國的秘訣，正如保羅所說：「原來基督教的愛激勵我們。」那是一份永不止息的愛。
早在戴德生來到中國之前許多年，25歲的馬禮遜便因著同樣愛的使命，離開英國來到這個偉大的國家；下個月便是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了。馬禮遜當時必須克服無數的攔阻，包括東印度公司的反對；澳門當地的宗教歧視；清朝律例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，否則處以死刑；還有白蟻對他那些木刻板印長期的威脅。因著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馬禮遜都走過來了。
雖然困難重重，但馬禮遜在短短十二年裏不但精通中文，編輯了第一本英漢字典，並完成全本聖經的中文翻譯。就這樣，在這拓荒期，他奠定了對這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，分享神的愛及福音的好處的基礎。馬禮遜也為中國與西方英語世界之間建立了文化的交流。
遠在二十世紀遍佈各地的語言中心，還有中國政府在各地積極開始的孔子學院之前許多年，他便已眼光遠大地看到在倫敦設立中文語言學院的重要性。
他鼓勵他的同工們改良印刷的程序，至終開展了中文鉛鑄活字印刷的技術，對中文印刷及出版影響至鉅，無法估量。
馬禮遜也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，而成立了英華書院，教導西方文化、基督教的價值觀，以及為華人教會培養本土領袖。這項傳統一直延續至今，在香港依然可見。
馬禮遜來華之前，他還學習了基本的醫學常識，這也為日後設立基督教醫院及診所做了預備的功夫。
透過這麼許多不同的方式，馬禮遜在這基督教來華拓荒期所扮演的開路先鋒角色，使得後代的人可以承繼並發展這份對中國出於愛的服務。馬禮遜不單把愛帶來中國，他也為中國人民犧牲奉獻，擺上了二十六年的生命。
戴德生及其他宣教士則在接下來的內地拓荒期帶著愛來到中國。戴德生的先祖在約翰衛斯理屬靈大復興的時代便已熱心事奉，這一復興運動幫助英國得以平安無事地度過工業革命時期的巨變，不像法國引發了大革命。戴德生在出發前往中國之前，曾經在倫敦市中心服事貧病有需要的人。
當他21歲抵達上海時，他的異象是要與中國內地的三億人分享神的愛。他了解到要想有效地與中國人分享福音，他必須會說中國話，衣食住行都與中國人認同；他甚至還留了條辮子。
戴德生在中國服務的五十年當中，他總共推動了600位西方同工及1000位中國同工向分佈於十二個省分的中國人──男男女女，不分貧富、讀書人或文盲──向他們傳福音。他與同工們的服務包括醫療工作、識字運動及教育。他們也抨擊社會上的罪惡，如鴉片貿易、吸毒、女子纏足以及遺棄女嬰的習俗。他們更把盼望、尊嚴以及生命的意義帶給少數民族。這些都是愛的果實。
戴德生27歲時，他寫信試圖鼓勵他的妹妹到中國來與他一起服事，信上說：「假使我有千鎊英金，中國可以全數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條性命，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。不！不是中國，乃是基督。這樣的救主，我們為祂所作的，會嫌太多嗎？」
二十世紀一開始，也是本地化拓荒期的開始，許多忠心能幹的中國同工慢慢展露頭角。這些同工帶領中國教會及福音機構在傳福音、教育、文字事工及社會服務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。
我們的主開門，祂也關門，在福音來華145年之後，祂把這扇門向西方宣教士關上。有些人誤以為那就是中國教會的結束。不是的！「祂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，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。」（賽55:8-9）
事實上，祂是在興起一個新的器皿來分享祂的愛 —— 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，由兩個很美麗的部分組成：
香港教會就是上帝過去兩百年來奇妙愛的工作的一個閃亮的見證。你看看這裏教會植堂的興旺，神學教育的深度與廣度，多姿多采的寫作、出版及大眾傳媒，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基督教學校，獨一無二的青年工作，醫院與老人院，福音戒毒事工，以及對社會關懷、差傳，及全球宣教的委身。
我們既領受了這份愛，豈能不將這樣徹底的愛與我們的鄰舍，以致於全世界分享？
我們愛，因為祂先愛我們。這麼說來，二百年前開始的「帶著愛來中國」，如今已蛻變為「帶著愛從中國來」。